内皮祖细胞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 Authors: 雪 何, 慧卉 曾, 燕 陈 Published: 2024 ABSTRACT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肺部疾病,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其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作为一类具有血管修复与再生能力的祖细胞,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理进程中起重要作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外周血中EPCs数量显著减少、功能显著下降,且与疾病严重程度、肺功能下降、急性加重、营养状况及合并症等因素密切相关。吸烟、尼古丁、电子香烟及细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2.5,PM2.5)等环境因素可明显损伤EPCs的功能并减少其数量,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趋化因子12/趋化因子受体4信号通路及多种细胞因子的调控。此外,动物实验显示,气管内移植EPCs可明显改善肺气肿模型的肺功能及病理改变,提示靶向EPCs可能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的关键策略之一。通过探究EPCs的动员、归巢与功能障碍的具体分子机制,探讨EPCs临床转化应用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有望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肺部疾病,其临床特征包括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慢性呼吸道症状,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和气流受限。慢阻肺的危险因素可概括为GETomics,即遗传基因(G)、环境因素(E)及全生命期事件(T),其中吸烟是最重要的环境暴露因素。慢阻肺的发病机制涉及气道炎症、氧化应激、细胞凋亡和组织重塑等多种病理生理过程。其中,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被认为是慢阻肺发病的关键病理生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ECs)凋亡及血管结构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促使肺血管重塑并引起肺动脉高压。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是一类骨髓来源的具有自我更新和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在病理生理情况下被动员到外周血中,定向归巢到血管损伤区域发挥内皮修复作用。EPCs在慢阻肺的病理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EPCs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慢阻肺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慢阻肺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PCs的表型、鉴定及生物学功能 自Asahara等[1]在1997年首次报道外周血含有能够形成成熟ECs并具有血管新生能力的EPCs以来,EPCs在血管相关器官及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EPSs是一种源于骨髓的独特细胞亚型,其特性与胚胎造血细胞相似。这些细胞具有增殖和分化为成熟ECs的潜力,也被称为血管前体细胞[2-3]。EPCs可以被CD34、CD133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2(在人体被称为KDR,小鼠中称为Flk-1)等表面标志物标记,通过流式细胞术或免疫荧光等技术手段进行识别[4-5]。EPCs可以从外周血、骨髓、脐带血、胎儿肝和淋巴管等多种来源中分离[6-10]。EPCs的培养通常采用外周血或骨髓单个核细胞进行体外诱导,并用对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acetelyat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AcLDL)和荆豆凝集素1(ulex europeaus agglutinin-1,UEA-1)的荧光染色双阳性对EPCs进行鉴定[4]。同时,体外培养的EPCs具有成管能力[11]。根据培养时间的长短,EPCs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2种类型[5]:早期EPCs通常是指在体外培养7~10 d的细胞,具有有限的细胞增殖能力但较强的促血管生成和旁分泌活性;晚期EPCs则是指体外培养3周后的细胞,展示出较高的增殖潜力但无分泌活性。EPCs通过响应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酶、配体和表面抗原的调节,从骨髓被招募、动员入血液循环,并归巢到受损的内皮部位以发挥其血管生成功能[12-16]。然而,关于EPCs的具体的迁移途径和信号通路,在外周循环中维持祖细胞特性以及其定位和归巢机制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17-22]。 EPCs在慢阻肺中的变化 在慢性气道疾病的病理进程中,缺氧环境被认为是动员骨髓EPCs并促进血管新生的关键因素,以期改善组织缺氧状态[23-26]。Peinado等[27]在对重度吸烟的慢阻肺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其肺动脉中存在内皮损伤及CD133+细胞聚集,且这些细胞定位于成熟ECs附近,提示缺氧状态下祖细胞参与内皮修复过程。笔者的课题组的研究[28]和国外研究[29]均提示,与健康对照组外周血中的EPCs相比,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外周血中EPCs比例明显降低,且这种下调伴随着ECs集落的形成能力减弱、增殖能力下降以及体外一氧化氮分泌能力减弱。Salter等[30]发现慢阻肺患者血液中的EPCs数量约为健康对照者的十分之一,而其痰液中EPCs则显著增多,这表明慢阻肺患者体内的EPCs可能通过痰液被排出体外。也有学者[31]认为吸烟者和慢阻肺患者外周血EPCs存在细胞衰老表型及凋亡增加可能是外周血EPCs减少的原因。虽然一些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但是更多的临床研究支持慢阻肺患者外周血中EPCs数量减少的观点[32-39]。 在慢阻肺的不同严重程度和疾病阶段下,EPCs的数量和功能会呈现显著变化[31, 35, 38, 40-41]。研究团队[42]通过对61例慢阻肺患者与32名年龄、性别及吸烟指数匹配的健康对照者的大样本分析发现,慢阻肺患者的EPCs数量显著下调,且数量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及FEV1占肺总量比值(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to forced vital capacity ratio,FEV1/FVC)呈正相关,进一步证实了气流受限的严重程度与EPCs数量呈负相关。研究团队[43]根据肺功能结果将研究参与者分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与健康对照3组,对其外周血EPCs进行流式细胞分析,并结合血气分析等临床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长期低氧环境下、重度阻塞性或弥散功能障碍的患者EPCs数量显著降低;此外,将血常规结果纳入分析后发现EPCs数量与红细胞计数直接相关,提示在慢性肺部疾病、长期缺氧患者中EPCs数量有显著下降。疾病严重程度越重、肺气肿程度越高的慢阻肺患者(尤其是小叶中央型肺气肿),外周血EPCs数量越少[33-39]。这些发现强调了EPCs在不同严重程度的慢阻肺中的重要性,但仍需要在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与探讨。 研究[44-45]发现因慢阻肺急性加重而住院的患者,其循环EPCs的比例显著高于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及吸烟人群,且外周血中高敏C反应蛋白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浓度和外周血EPCs比例呈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患者外周血EPCs数量增多的原因。此外,长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的患者,其外周血中EPCs的数量明显高于非缺氧患者[43],这表明患者的缺氧程度和氧合状态可能影响EPCs从骨髓到外周血的动员[33]。Huertas等[46]对39例中至重度慢阻肺患者[其中包括18例低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21例正常BMI的患者]和12例健康对照者进行研究,发现在肺功能相似的慢阻肺患者中,低BMI的亚组外周血中EPCs的细胞绝对数目明显减少,体外ECs集落的形成能力也大大减弱,这提示营养状况可能也参与了慢阻肺中EPCs减少的发病过程。在慢阻肺合并代谢综合征的人群中,EPCs有作为二者共患病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潜在价值[47]。慢阻肺患者运动训练后外周血中EPCs数量减少,可能是因为更多的EPCs归巢到了肺部[48]。 综上所述,在慢阻肺的疾病进程中,可能存在短期缺氧情况下EPCs功能障碍、代偿性数量上调[49],而到了晚期出现失代偿的现象,EPCs表现出功能障碍且数量减少。随着气流阻塞、肺气肿的加剧或合并症、全身情况的改变,EPCs的数量越来越少。 慢阻肺中EPCs变化的机制 在慢阻肺中,EPCs数量的减少可能与多种机制相关,主要包括以下科学假说:骨髓产生与释放EPCs的功能受损、血管招募功能障碍、祖细胞凋亡增加、成管相关因子表达差异及细胞衰老等[31, 50]。 绝大多数假说均指向EPCs的产生、动员及功能改变的病理生理过程。多项研究[46, 50-52]显示,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在多种疾病模型中均可以促进EPCs动员,参与新生血管生成的调节。VEGF可以通过VEGFR参与细胞的增殖、分化、存活等多种生物学过程[50-51]。肺动脉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52]显示,吸烟者和中度慢阻肺患者的VEGF表达水平增加,而在严重肺气肿的肺组织中VEGF水平则降低,提示VEGF的表达水平与慢阻肺的严重程度相关,并可能参与血管重塑过程。此外,低BMI的人群血浆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C,VEGFC)、干细胞生长因子(stem cell growth factor,SCF)、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等因子的表达水平较正常BMI的患者增高[46]。这些发现提示多种细胞因子可能参与慢阻肺中EPCs变化的病理生理过程,这些变化可能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氧合状态、患者的营养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46]。 趋化因子12(chemokine C-X-C motif ligand 12,CXCL12)是趋化因子家族的成员,在祖细胞的动员过程中尤其是骨髓中CD34+细胞的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是首个被报道的祖细胞趋化因子[53]。趋化因子受体4(chemokine C-X-C motif receptor 4,CXCR4)是CXCL12的特异性配体,其同EPCs显示出一致的变化模式,表明CXCL12及其受体CXCR4在祖细胞的迁移和功能中扮演重要角色[30]。在体外培养的慢阻肺患者外周血EPCs中,CXCR4的表达显著下调[54]。CXCL12/CXCR4信号轴可能是骨髓祖细胞动员的关键通路之一[55]。在慢阻肺模型小鼠中也观察到骨髓微环境中CXCL12/CXCR4通路表达的明显降低,进一步证明了此通路在慢阻肺病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56]。 综上,VEGF/VEGFR、CXCL12/CXCR4通路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调节可能在慢阻肺的EPCs相关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详细机制和潜在的治疗靶点仍需通过更多研究来深入探索。 其他危险因素对EPCs的影响 吸烟 吸烟是慢阻肺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关于吸烟是否在慢阻肺状态发生之前就已经造成了EPCs的改变,仍需更多的探讨[37, 39, 57-58]。Michaud等[59]对比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外周血中的EPCs,发现二者之间数量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吸烟者的EPCs在体外增殖、成管和迁移方面的功能明显受损。这表明虽然吸烟不一定直接影响EPCs的数量,但确实损害了其功能,这种功能的损伤与慢阻肺的病程密切相关。 尼古丁 Kondo等[60]进一步研究了戒烟对外周血中EPCs的影响,通过使用尼古丁贴片帮助吸烟者戒烟发现,戒烟后EPCs数量迅速增加,其中轻度吸烟者的EPCs增加幅度超过了重度吸烟者。然而,一旦恢复吸烟,EPCs的数量又会减少到戒烟前的水平,提示吸烟程度越高、EPCs功能损害可能越严重。随着电子香烟的流行,其影响肺功能及造成急性肺损伤的病例屡见不鲜[61]。Antoniewicz等[62]对16名健康志愿者进行短期电子香烟暴露的研究结果显示,吸电子香烟后 1 h内血液中的EPCs显著升高,但在24 h后恢复到基线水平,表明电子香烟同样能够导致EPCs的一过性变化。 细颗粒物 细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2.5,PM2.5)是另一种慢阻肺的危险因素,PM2.5暴露被证实可以通过抑制EPCs的骨髓动员,导致外周血中EPCs减少,并降低EPCs的增殖能力[63-65]。 综上,吸烟、尼古丁及其他环境污染物如PM2.5等多种暴露因素都能导致EPCs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慢阻肺的病理过程中可能扮演关键角色。 EPCs在慢阻肺中的临床应用 EPCs的移植治疗已在多种疾病中展现出应用潜力,包括角膜成形、缺血性疾病、糖尿病及冠心病等[66-70]。目前,根据ClinicalTrials.gov的数据,超过100项的临床试验正在探索EPCs的治疗潜力,这些临床研究主要聚焦于细胞移植治疗、支架包裹技术及EPCs的动员3个方面。但在慢阻肺领域,相关的临床研究还大多处于观察性研究阶段。干/祖细胞治疗可能是慢阻肺治疗的潜在可行途径。笔者团队在肺气肿小鼠模型中首次尝试了气管内移植EPCs的方法,显著地改善了小鼠的肺功能,并降低了肺泡灌洗液中的抗氧化活性以及肺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2、MMP-9的表达和肺部细胞凋亡水平[71]。这些结果表明,EPCs可能通过减少炎症浸润、减缓细胞凋亡和抑制蛋白水解酶活性,来帮助减轻慢阻肺/肺气肿的病理生理过程。关于EPCs如何在细胞间进行对话,及其在肺组织修复过程中的关键通路和分子机制仍需更深入的解析,未来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系统评估EPCs移植的临床转化潜力。 结 语 吸烟群体和慢阻肺患者中骨髓微环境或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变可能进一步抑制EPCs的动员和功能,探讨相关机制对于理解慢阻肺的病理生理过程以及开发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揭示慢阻肺中EPCs调控的靶向开关,并为慢阻肺的治疗开辟新的途径。